探究近代活字印刷术在我国的发展历史

探究近代活字印刷术在我国的发展历史

一、传统活字印刷在中日两国的发展轨迹1.中国的传统活字印刷

11世纪中期，毕升发明了泥活字印刷，较之传统的雕版印刷，其最大优点是提高了印刷工效。泥活字后又有木、锡、铜、铅等活字出现。泥活字自发明以后鲜见利用，到18世纪中期才出现一些印品，木活字技术则得到广泛使用，到了清朝，已在全国通行。最大的一次采用木活字印书的活动，是乾隆38年（1773年）印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共刻有枣木活字253500个。

明弘治三年（1490年）华燧用铜活字印出的《宋诸臣奏议》五十册为我国现存最早的铜活字印本，雍正六年（1728年）完成的《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万余卷，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至少要用字100―200万个。

中国的活字刻制一般都采用手工，在机械尚未出现的时代，印刷工作也都依靠人力进行。

传统活字印刷自身是存在缺点的，如字种繁多不易制作，投资过大不适合传统坊间特点，不便于长时期重复小量使用，而且金属活字不易着水墨而影响美观，活字重排需要工人有相当的语文修养等等。而雕版印刷在这些方面相对有其优点，而且还能够反映汉字的书法以及绘画艺术之美，因而一直是传统印刷的主要角色。不过活字技术却在世界上得到了广泛的流传，向东进入朝鲜，其后进入日本，向西则传到了欧洲。德国谷登堡（JohannesGutenberg1406 -1468）于1450年左右用铅合金制成了活字版，使用油墨印刷，并根据压印原理制成木质手扳印刷机以代替纯手工印刷，从而为近代金属活字印刷术奠定了基础。这一技术到1477年就几乎传遍欧洲，欧洲印刷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而铅活字印刷术传到东方是一个世纪以后的事。1589年天主教传教士来华，在我国境内用拉丁文铅活字印行了一些书籍。这种铅活字是印刷洋文，即字母文字的，印刷物主要是教义及语言学习用书，加上雍正年间实行了锁国政策，西洋活字技术并未造成什么影响就消逝了。

2.日本的活字印刷发展状况

日本活字印刷的传入渠道有两条，一条传自欧洲。谷登堡所发明的金属活字印刷术是1590年随着天主教的传入而带到日本的。耶稣会的意大利人AlessandroVilignano（1530―1606）从印度果阿带来了西洋活字印刷机和数名工人，印制教义宣传品，1591年出版了《诸圣徒の御作业の内拔书》。当时正值德川幕府建立政权初期，天主教教义与幕藩体制的思想基础相悖，严重威胁着幕府的统治，幕府遂于庆长16年（1611年）禁绝并销毁教会印刷品，使得这一新技术仅仅存在20年便夭折了。 吉利支丹版

①采用木活字、铅活字及其他金属字，文字为日文罗马字和假名，也有葡萄牙文和拉丁文的。洋文一般用活字铸造，日文开始时用木制，后来也用了铸造的方式。因禁毁严重，现仅存有30种。

由于西洋活字技术只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禁教之后也就逐渐湮没，并未对日本产生太大影响。

活字技术的另一传入渠道来自中国和朝鲜。民间一般认为最早的活字印刷本是1593年的《古文孝经》，但实际当推《五百家注韩柳文集》，似应刊于丙子年（1393年），比《古文孝经》早180余年。这一技法大概是元末明初中国人东渡日本时带入的，至庆长年间，依靠朝廷的权利得以推广。中国的活字印刷技术也传入朝鲜并得到进一步发展。现存高丽最早的金属活字本是1377年的《佛祖直指心体要节》。1592年日本在朝鲜文禄之战（朝鲜、韩国史称 壬辰倭乱 ）中得到了铜活字和金属印刷机。后来幕府将军德川家康命人仿制铜活字，在骏府印制了《大藏一览集》，出版了一些文制政策的参考资料。从朝鲜传入的活字印刷流行了一段时间。因铸造铜字非常不易，所以主要采用木活字，但因而也带来很大问题。日本文字有假名、有汉字，汉字的句读点、注音符号以及偏旁里的细小部分，很容易被磨损甚至缺失，而且每次的印数也很有限，不超过200张就涨大模糊了。最重要的是活字无法体现出日文的连绵之美，而雕版印刷就可以避免这一缺陷。江户时代通俗读物 草纸 盛行，不少插图必须整版制作，如果活字、雕版混用反而增加不便，因而干脆采用了雕版印刷。至宽永年间（1624―1644年）活字已渐渐被整版代替，到庆安（1648―1652）末年便基本消失了。在明治维新之前雕版印刷一直是日本的主流印刷方式。

二、近代活字印刷术在我国的发展

19世纪初期，随着西方殖民势力的扩张，殖民者将目光瞄向了古老的东方，他们开始叩响在闭关锁国政策之下沉睡了200多年的东方大门。为了印刷教义他们带来了最新的印刷技术。这时印刷术已从过去的手工操作过渡到机械化、自动化生产。

将第一套中文铅活字带入中国的是英国伦敦布道会的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RobertMorrison）.他于1807年到广东传布新教，曾雇人秘密用西式方法镌刻中文字模，但事机泄露被官方知道，刻工惧祸而将字模焚毁。1819年（嘉庆24年），他与中国助手梁发、蔡高等一起，在马六甲设立了一家印刷所，第一次用中文铅字印刷了《新旧约圣经》。在这之前，英国人马施曼在印度学习中文，翻译了《新旧约圣经》，于1815年在澳门印刷。1838年，伦敦教会的戴约尔（SamuelDyer）在新加坡制作大小两种中文活字，去世前仅完成1845枚字模。美国人在澳门开的华花圣经书房继承并于1842年完成了这一工作，因在香港制造，所以又称 香港字 。除了利用这些活字印制宣传品外，他们还向其他印刷机构提供活字。还有些人干脆利用现有 成果 ，如1834年美国教会以及1838年法国巴黎皇家印刷局，就利用中国现成的木刻活字字模浇铸成铅版，然后在中国印刷。

在华的外国传教士掀起的研制中文活字的热潮，直到姜别利（WilliamGambel）出现方告一段落。姜别利不仅对中文活字印刷在中国的创制与发展有重要贡献，而且对这一技术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姜别利生于爱尔兰，早年赴美，在费城学习印刷。1858年继理查德？科尔（RichardCole）之后任华花圣教书房的主任。针对中文字模笔画复杂、字体细小、镌刻阴文十分不易的特点，姜别利发明电铸法制作中文铜模。 用黄杨木作成活字大小的木片，像图章一样刻阳文字，在蜡盆中作成模型，再用电解液将模型镀制紫铜阴文，镶入黄铜壳子，这就是电铸版。电镀铜模的诞生，使字模制作工艺技术有较大的提高。

他制作出1―7号大小七种铅活字，依次称显字、明字、中字、行字、解字、注字、珍字，能与洋活字一起混排印刷。当时这种铅字被称为 明朝字 ，美华书馆大量制作出售这种铅活字给上海各报馆、北京总理通商各国事务衙门及日、英、法各国。1860年华花圣教书房改名为美华书馆，由宁波（1845年移至）迁到了当时中国最具近代都市意味的上海。为了使印刷工作更具效率，姜别利开始研究汉字使用频率。他雇佣两名中国学者，各以两年为期，查明了美华书馆所印的《新旧约全书》及其他书籍27册约110万字，计算出常用字5150个，依出现次数分为15类，其中重现1万次以上者13字，1000字以上者224字。根据出现频率，将铅字分为常用、备用、罕用三大类，并创制了元宝式字架①，大大提高了工效。加上校对严格，错讹较少等优点，美华书馆成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印刷机构。

三、近代活字印刷在日本的产生过程日本幕末时代没有机械活字印刷，黑奔（pburn）为了印制《和英语林集成》曾亲自带助手岸田吟香于1866年赴上海，而上海能够印制大部头辞书的印书所也不多，黑奔选择了美华书馆，于次年5月完成。1868年被称作 萨摹辞书 的《和译英辞书》成稿后，作者高桥新吉也亲赴上海委托美华书馆印制该书，1869年印制了两千部。1871年该书再版时仍托美华书馆，同年黑奔的《和英语林集成》新添三千词，也由美华书馆印制。1873年首次在日本横滨印制出版了柴田昌吉、柴田安俊合编的《英和字汇》，但当时使用的活字及活版机械都不是日本制造，而是从上海购买回去的。

1.日本在制造汉字字模方面的尝试

一般史料记载，嘉永三年（1850年），荷兰向当时的幕府将军德川家庆进献了一台斯坦霍普式手扳印刷机。这种装置是英国斯坦霍普伯爵的第三代查来斯？麻宏的专利，是最早的全铁制印刷机，在当时也最为先进。只需将把手向胸前一拉，随着螺旋杆的旋转，压盘就会自动下降，用力很少却能对印刷面施以重力。伦敦泰晤士社使用的同类稍大型机械，一小时可印张。而谷登堡时代为一小时二十多张，一天只印三百张左右。

这里不禁会使人产生一个疑问：日本开国之前只与中国和荷兰通商，日本的印刷业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荷兰出于什么动机向日本幕府进献印刷机呢 日本出版及信息处理评论家纪田顺一郎带着这一疑问进行了考察，原来这并非荷兰政府行为。谈到这台机器的来历，就不能不提到有 日本的谷登堡 之称的活字研究家本木昌造（1824―1875）.

长崎奉行所有一个家姓本木的荷兰语翻译世家，本木昌造12岁时成为这家的养子。当时养子地位极低，他只能靠抄售荷兰书籍赚些零用，但抄写颇费时日，也很难满足日见增长的兰学需求。他非常希望能够从荷兰进口活字和机械设备以提高工效，便与同仁一起向驻长崎的荷兰商馆订购了一套印刷机和活字，希望能随下一趟船带来。由于价格昂贵，他们采取预付一部分款，等到货后再付足的方式，未付部分将靠出售荷兰书籍所得。然而奇怪的是货物迟迟未至，好不容易活字到岸，可关键的印刷机却怎么也盼不来。大失所望的本木昌造及同仁们只好用这些活字组版试验，他们运用雕版印刷的方式，在活字上涂以木版墨，并用 马连 （竹皮刷）刷制，因不得要领而多次失败。西文只有26个字母，加上其他符号也极为有限，而日文除了平假名、片假名以外，还有笔画复杂、字种繁多的汉字。本木开始时在小铜片上手工刻活字，仅50音图（活字字母）就需要一年多，而且高度不一致，印出来的字也很不均匀，刻制复杂的汉字更是困难重重。后来他试用木块制汉字活字，与铜活字混用。

向荷兰订购的印刷机终于在第七年到岸，这时的幕府已经意识到时局的变化，决定将这台机器没收奉献给将军。这便是 荷兰进献物 的由来。1856年，幕府在长崎奉行所西役所内设立了 活字判摺立所 ，用来自荷兰的印刷机和活字翻刻原书，是为近代洋式印刷的开始。

2.姜别利赴日 传经

本木昌造在漫长的等待过程中早已把兴趣移到了汉字制作上，听说萨摹藩的儒者中吹膜机机械制造行业生产的新型吹膜机有片状吹膜机、pe泡沫膜吹膜机、多层复合吹膜机、彩条吹膜机、热收缩膜吹膜机等等有人藏有西方人制造的活字，便立刻前去寻访，得知是姜别利所制。他曾派人到上海寻访未果，后来通过传教士介绍才与姜别利取得联系，姜别利答应回国途中经长崎时停留两周。明治2年（1869年），本木昌造终于在长崎见到了姜别利。本木了解了电镀法技术后茅塞顿开，在姜别利的热情指导下，他的活字研究在历经20年的辛苦后从此走上正轨。

姜别利所传的是美华书馆采用的宋体字，当时权威的《康熙字典》字体便是宋体，一般都将其作为范体，而且宋体有印刷上的便利，日本最初的出版物便都采用宋体。这种字体创于宋，流行于明朝，因当时上海称 明朝体 ，日本至今仍沿用这一名称。以楷书为基础的 清朝体 在1876年出现，但小号活字不易制作，而且给人一种守旧古板之感，故未能推广。

1870年本木昌造开设了长崎新塾活版制造所（又称长崎新町活版制造所、崎阳新塾活版制造所），在民间最早实现了近代活字印刷企业化。由于明治维新刚刚开始，社会对印刷品的需求还不甚迫切，传统雕版技术仍占主导地位。一年以后制造所陷入经营危机，本木把工作交给了门人平野富二（1846―1892）.明治6年（1873年），27岁的平野移师东京，更名为东京筑地活版所。随着明治维新的深入开展，报纸、杂志如雨后春笋，需求大增，日本的活字印刷很快兴盛起来。当时多家报社都建在东京筑地活版所的周围，原图1：2016 年1 月因之一便是要依靠该所提供的活字才能工作。

3.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1873年日本首次用自己制作的铅字机械出版了790页的《萨摹辞书》第三版。1876年在纪念美国独立100周年的费城博览会上，日本展出了自制的小型印刷机。中国使节李圭去参观时，对此赞叹不已，感慨道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东京筑地活版所1879年还派人至上海寻访好刻工进行活字种版的雕刻，多次进行改铸试验，字体更为成熟美观。当时有另一印刷所秀英舍，使用竖线稍细的宋体，两家并称为明治时代 明朝体 两大潮流。1883年，筑地活版所在上海设立了分店修文书馆。此时日本的活字技术不仅已经成熟，而且种类齐全。修文书馆不仅印书，甚至还向中国其他报馆出售活字。

除活字印刷以外，日本对其他新式印刷术也积极学习与尝试。其彩色石印技术，凹版和平版印刷技术以及印刷机械很快就开始占领市场，1897年成立的我国商务印书馆正是利用了当时日本的先进印刷技术而在上海的出版界独占鳌头。

四、近代活字印刷在日本获得迅速发展的原因近代印刷术首先传入中国，却未能引起国人应有的注意，是有一些原因的。从字体上来说，由于从事这一工作的几乎都是外国人，初期为了实用而不大考虑字体的美观，令读惯了雕版印刷品的中国士人嫌其死板；从印刷内容来说，主要是教义、语言教科书，以及一些自然科学的介绍，并不涉及传统士人所重视的古籍经义；从读者群来说，仅限于少数读过书的人及一些关心外部世界的知识分子。而且这一时期传统雕版印刷进入最后黄金期，仍能满足市场需求，因而人们只是把活字印刷作为一种技术看待，而无意进一步发展它。在日本就不同了，活字印刷有着另一种命运。日本从掌握机械活字印刷技术到逆向向中国出口活字，这一过程不过十余年。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获得了如此大的成功，这一现象不能不让我们深思。

1.明治维新为新技术的植入提供了良好土壤

西方列强进入中国，靠的是争霸的意识和先进的科学技术。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中国失败的消息震惊日本朝野，沦为殖民地的上海所发生的一切为幕府政权敲响了警钟。日本因黑船事件被迫开国后，开始努力从各种渠道获得西方信息，邻近的上海成为最佳窗口。大量的来沪日本人所记表明，日本从上海认识到了西方国家的强盛以及中国国力衰弱的后果。19世纪40―50年代，英法美等国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交通、通讯等方面利用机械、动力的新发明相继出现。刚刚从锁国睡梦中醒来的日本很快变被动为主动，敞开大防盗安全门通用技术条件GB17565⑴998门积极向西方强国学习，并全力投入到接受新思想、新事物、新文化的活动中，积极开展了政治、法律、经济、教育、文化等各方面的翻译出版工作。轰轰烈烈开展起来的明治维新使日本很快实现了向近代化的转型。近代机械印刷术能够及时、大量地传递信息，正好适应了时代的要求。

从日本的历史来看，它表现出一种对先进文化的崇尚，文化上实行拿来主义。如通过遣隋使、遣唐使的派出，日本改变了从朝鲜半岛间接引进中国文化的方式，直接引进并很好地吸收了当时中国文化的精华而使国力大增。在虚心学习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的传统精神使得日本总是傍着先进文化前行，在机械活字技术的利用上也不例外。

2.空前提高的国民文化素质成为活字技术发展的催化剂

从新政府的角度来说，新思想、新事物、新文化需要被人们了解并接受。当时日本国民中的识字率，男为40―50，女为15.文盲率高是追求文明开化的一大障碍，新政府大力推广国民义务教育法，甚至曾要求各地开设 纵览所 ，组织不识字的人，由户长或僧侣读报给他们听。在当时工业先进国英国，义务教育是在产业革命成功之后才逐渐推行的。如果日本也照搬套用，必定只能永远居于其后，它采取了相反的措施，即首先推广义务教育。1872年发布义务教育宣言《学制》时小学入学率日本仅28，英国为40；1886年发布了具体的义务教育规定《小学令》后，到1900年入学率就达到81，与英国持平；至1910年前后，两国都接近100.中等教育方面日本也发展迅速，至明治末年，中等教育的升学率达到12，英国仅4，日本已经从量上超过了英国。

正是这种教育立国的方针，使得日本奇迹般实现了近代产业化。

教育的普及使包含汉字的文字由少数人垄断而走向了大众化。在无影视等其他传媒工具的时代，书籍、报纸等文字载体成为获取新知识、新信息以及增加娱乐的主要手段。印数的大量增加使活字印刷成本下降，而适合重复小量使用的雕版印刷就显得严重滞后。这一技术不仅推动了义务教育的普及，同时也推动了明治维新的深入发展。

3.已有的汉字印刷技术缩短了活字日文化的时间

日本文字系统比较独特，除了汉字以外，还有平假名和片假名。字种繁多的汉字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以页为单位的木版印刷的好处；而数量少的假名，则更适合使用以字为单位的活字印刷。过去的 吉利支丹版 就主要使用罗马字和假名，而不是汉字。明治时代日本的汉字数量并未受到限定，两国的汉字都尚未进行过改革，都以《康熙字典》为准绳。中日两国语言不同，文字系统中却共有汉字。在如何处理汉字印刷方面有着共同的难题，姜别利的电铸法解决了难度最大的汉字字模问题，日文系统中的难点就迎刃而解了。日本直接拿来，节约了自己创制汉字活字的时间。

我们还应注意到日本人有研制汉字活字的强烈愿望并开展了积极的实践活动，长崎有本木昌造，江户有木村嘉平，他们几乎花尽了所有的积蓄和全部的精力。另外西方国家对日本的态度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如果说黑船事件尚有逼迫意味的话，对日本的主动开放他们还是极为赞赏的。姜别利亲赴日本并热情传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